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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文庙的大院里,碑刻陈列厅最显著的位置耸立着一通近两米高的石碑,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昌王世勋之碑》的原物。

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发声

——“高昌王世勋之碑”反映的历史

 赵强 汤士华 李聪慧


  在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文庙的大院里,碑刻陈列厅最显著的位置耸立着一通近两米高的石碑,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昌王世勋之碑》的原物。此残碑高182厘米,宽173厘米,厚47厘米。碑阳楷书汉文,残存27行,行残存41字。碑阴为回鹘文,存上下5列,每列之间有横线隔开,均自右至左竖刻,共存52行。碑的首部雕刻着盘曲的无角之龙——蟠螭(pán chī ),蟠螭残高130厘米,宽180厘米,厚52厘米,虽然历经数百年,但是蟠螭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根据此碑文全文及今存汉文字体大小推断,现存碑身为石碑的下半部分,如果根据碑文记载的上半部分加碑首、碑座,该碑通高应在6米以上。

  《高昌王世勋碑》为什么会出现在甘肃武威呢?它究竟与吐鲁番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讲述这通碑文的记载以及曲折经历来印证蒙元时期的吐鲁番亦都护高昌王时期一段历史吧。

  蒙古元朝时期的文献中,“回鹘”这一汉译名称遂以“畏兀儿”、“畏吾儿”、“委吾”、“畏吾”、“伟兀”等形式出现在汉文史书里,它实际上仍为“Uyghur”这一回鹘文名称的音译。“畏兀儿”名称的出现与同时期在蒙古宫廷里担任“必阇赤”(书记官)的人大多是畏兀儿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文献里关于吐鲁番的描述都以“畏兀儿亦都护”或者“高昌国”替代以前的“西州回鹘国”和宋辽时期的“和州回鹘”等称谓,历史上将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以后蒙古国及元朝时期的高昌回鹘史统称为“畏兀儿亦都护时期”。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西辽统治天山南北。初期对高昌回鹘王国的管辖主要采取羁縻(jí mí)的方式,即不派驻机构官员直接统治,只要政治上归顺服从,按时纳税应征,高昌回鹘王国军政事务仍自主治理,西辽王室不予干预。然而到了西辽后期,对属部的控制则越来越紧,派往回鹘地区的少监催缴赋税徭役非常严苛,又聚敛财物,为非作歹,引起当地民众不满。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大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高昌回鹘地区北有草原通道与蒙古高原相连,双方民众讯息不绝。面对西辽镇守官的蛮横无理,高昌当时的亦都护高昌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及其臣僚决定借助蒙古的声威摆脱西辽统治,转而投向漠北的大蒙古国。1209年初,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下令杀掉了西辽派来的少监,宣布脱离西辽,归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不失时机地向高昌亦都护派出使者,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非常高兴,恭谨有礼地接待了使者,并派出自己的使者面见成吉思汗。

      高昌王使者面见成吉思汗以后,代表高昌王声称:我们听说了皇帝的威名,放弃与西辽契丹的附属关系,正准备派人来表达我的诚意,愿为附属,没想到有劳大国使者纡尊降贵莅临小国,犹如云开见日,冰融得水,喜不自胜!从今往后,愿率部众为仆为子,效犬马之劳。       1212年,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自前往克鲁伦河畔的蒙古汗庭朝觐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热情接待。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上奏 称:“如果陛下眷顾我,请让我位列在您的四个儿子末尾,以效犬马 之劳。”成吉思汗允准了他的请求,并将女儿阿勒屯别吉许配给他,并给予“第五个儿子”的待遇。可惜阿勒屯别吉还没来得及出嫁就去世了,成吉思汗又将阿剌真公主许嫁给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但由于阿剌真公主下嫁之前,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不幸离世,这桩婚事最终没能完成,但这并不妨碍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与大蒙古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十分稳固的辖属关系。

  由此可见,高昌回鹘王国与其他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待遇有所不同,虽然作为一个附庸国保留下来,但是地位列在蒙古四大汗国之后,有学者称之为“第五汗国”。亦都护王族世袭王位,但继位者必须经过蒙古大汗的批准和册封。畏兀儿亦都护可以自主管理国事,拥有按照本民族原有习惯法管理事务,但蒙古大汗要派遣官员或者设立机构进行督察。

  然而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义务。首先,畏兀儿亦都护及部众作为蒙古大汗的探马赤军,随时随地都参加出征讨伐的任务。比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刚被招抚,就受命率领他的部众参加蒙古大军出征。其次,畏兀儿亦都护也要承担缴纳赋税、贡献方物的职责。畏兀儿地区的土地是要按亩计税上交元朝政府的,遇到天灾人祸,元朝政府也会下旨免去赋税劳役。

  高昌畏兀儿政权主动归属蒙古,顺应了当时全国统一的历史趋 势,不仅避免了一场血腥战争,还给此后一个世纪回鹘高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整个元代,畏兀儿人极受重视,在朝为官者众多。在元朝88年的历史中,担任过宰相的畏兀儿人多达20多人。蒙古统治初期,畏兀儿人岳邻帖木儿、孟速思、阿失帖木儿等人都曾担任蒙古皇子宗亲的老师,专门教授回鹘文。高昌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受命成吉思汗,创造了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拼写文字,是蒙古人第一次采用一种文字符号来拼写自己的语言。

  成吉思汗晚年,按照蒙古传统习俗把所占领的疆土分封给自己 的宗亲诸子。天山南北各地处于成吉思汗的第二子察合台、第三子窝阔台统治之下。史书称他们为“西北宗王”。高昌亦都护所辖的畏兀儿地区,由于率先归附蒙古汗国,功绩显著,则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全国统一局面已形成。西北宗王却背逆历史潮流,数次发兵叛乱,坚持割据分裂。先是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与其争位,战乱很快波及西北。畏兀儿地区成为元朝和叛王争夺的重要地区,历任亦都护始终坚决抵抗叛军,成为元朝在西北的坚固堡垒。

  1266年,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的斤病逝,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他的儿子火赤哈儿的斤继承父位成为高昌亦都护。1269年,海都召开西北蒙古诸王大会,联兵反叛,与忽必烈作对。当时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继位仅仅三年。海都是窝阔台的嫡孙,窝阔台由成吉思汗指定继承大汗之位,窝阔台死后,他的儿子贵由继承汗位。但贵由在位仅两年就突然病亡,没有指定继承人,汗位争夺十分激烈,于是政局大乱。在这场汗位争夺战中,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儿子蒙哥最终胜出。1251年,蒙哥继位称大汗。自此之后,汗位就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拖雷系。海都对失去继承权十分不满,于是发兵叛乱。海都结盟察合台汗的后代,集两汗国之力,接连多次发动东侵,而位于叛军与元朝直接控制区域之间的畏兀儿地区首当其冲。尽管元朝中央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海都还是将战火波及到了畏兀儿境内。

  1275年,都哇及其弟卜思巴率十二万之众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蒙古宗王率领的军队后,将高昌城团团围住。火赤哈儿的斤亲率全城军民英勇抵抗,坚守不出。都哇扬言道:“阿只吉、奥鲁只那些宗王以三十万大军之众,都抵挡不住我的进攻而溃败,你仅凭这么一座孤零零的城池,也想阻挡我的进攻吗?”

  火赤哈儿的斤明知寡不敌众,还是坚定地回答:“忠臣不会侍奉两个主人,我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绝对不会屈服你。”都哇于是挥兵攻城,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高昌城城墙为夯筑而成,守军凭借坚固高大的城墙顽强坚守了六个月,虽然城内军民拼死抵抗,竭力支持,然而外无援军,城内则粮草将尽,士卒已经疲惫不堪,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心急如焚。

  一天,都哇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人城中。信中扬言:“我也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的子孙,你为什么不归顺我?当年你的先祖曾经迎娶过太祖的公主,如果今天你能把女儿嫁给我,我就撤兵,否则,就加紧攻城。”火赤哈儿的斤接到信,痛苦万分,一面是自己心爱的女儿,一面是城中数万军民的性命,如果敌军再加紧攻城,城池就守不住了,叛军一旦攻入高昌城,气焰会更加嚣张。这时城中的百姓窃窃私语:“城中的粮食就要吃完了,人们的体力也已耗尽,都困顿不堪了,都哇又攻城不止,我们就要沦亡了。”火赤哈儿的斤面对这一切,终于下定了决心,慨然说:“我怎么能怜惜自己的女儿而不救我的子民呢?”于是下令将自己的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用厚毡层层包裹,系上长绳,坠到城下,都哇带着火赤哈儿的斤的女儿撤兵而去。

  元朝皇帝忽必烈对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舍女保城、不屈服叛军的事迹十分感动,将巴巴哈儿公主嫁给了他,赐给他钱钞十二万锭用来赈济畏兀儿地区的百姓。等火赤哈儿的斤返回吐鲁番时,北庭已陷人敌手,高昌再次受到威胁,他只得率部东迁,移居哈密,在此地屯田。但还没等他在哈密站稳脚跟,海都等叛王的大军又杀来。火赤哈儿的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之间仍然率部英勇反击,与叛军大战。最终寡不敌众,畏兀儿军伤亡惨重,火赤哈儿的斤也力战而死,哈密陷落。

  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战死以后,他的儿子纽林的斤年幼,率领残余到元朝大都求救。元世祖下旨让纽林的斤及畏兀儿亦都护王室政权带领三四万畏兀儿部众东迁至河西永昌,畏兀儿地区的管理职能由元朝政府设立的北庭都护府所取代。

  1308年,蒙古汗王封纽林的斤为亦都护,死后葬于永昌,他的长子帖睦儿补花“奔父丧于永昌”。他虽嗣为亦都护、高昌王,但是却热衷于往宫廷政坛发展,在元大都做官,曾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知枢密院事、拜中书左丞相、御史大夫等职,时就任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还参与了不少朝中军国大事之筹划,正因为他才华横溢、功绩卓著,为表彰帖睦儿补花祖上六世效忠元蒙王朝的功勋,元文宗诏令树碑,即《高昌王世勋之碑》。

  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元代著名学者虞集奉旨撰写的文字,元代大书法家、礼部尚书康里巎巎(náo)奉敕书写,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篆额。元统二年(1334年),帖睦儿补花在其父纽林的斤墓上树碑。此碑碑阳记述了高昌王及其祖先之事,反映了火赤哈儿的斤舍弃亲人而挽救城池,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忠君爱国的精神,以及东迁河西的三四万畏兀儿人,在促进民族团结融合、推动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昌王世勋之碑》中的文字,无论是阳刻汉文或是阴刻回鹘文,都是研究元代畏兀儿人的历史、文学、语言文字、书法的珍贵资料,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为《高昌王世勋之碑》撰文的虞集、书写的巎巎和篆刻的赵世延,三人皆为元代汉族及西域、蒙古族名臣大儒,他们的杰作汇于一碑,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民族团结的精神。此碑原在武威市永昌镇圣容寺高昌王纽林的斤墓上,清乾隆间尚完好。后来其上半被农民截作石磨,下半埋在地中。1933年有人掘出残碑,放置在武威县教育馆,今存武威文庙。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萃取文明精华、传承优秀文化、传递中国智慧、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博物馆的光荣使命。我们有责任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活起来;盘活馆藏文物宝藏,让沉睡中的文物“苏醒”。《高昌王世勋之碑》就是讲述元代畏兀儿历史的最好见证。

  纵观吐鲁番历史,无论史籍记载或是出土文物,都真实地告诉我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社会就安定,经济贸易就繁盛,人民就幸福,反之则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吐鲁番自古就是多个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兴盛,多种宗教并行之地。车师、塞克、匈奴、汉、高车、回鹘、蒙古等民族,还有来自中亚粟特的康、安、石、米等昭武九姓的人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讲述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遵循着不同的习俗,他们兼容并蓄、友好相处、和谐发展,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书写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吐鲁番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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