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韦莲司的故事

摘要: 作为寻求个人幸福的第一代人,胡适和他的同伴们一只脚依然陷在传统的道德里,而另一只脚却在试探着追求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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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赋予爱情的价值可以揭示关于这个社会的很多情况。查尔斯·泰勒指出,在近代以前并非没有男女之情,其区别在于我们的时代比起以往其他时代对这样的情感要看重得多。18世纪下半叶的西欧和北美出现了高度重视爱情和家庭的文化。“对日常生活的肯定”(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和对爱情的重视,滋育了“自我”的发展,它构成了“现代身份”的重要标志。


胡适那代人面临着思想和个人两个领域的挑战,而之前的思想先驱者一代虽然在思想上是大胆和开放的,但在私人生活上仍然与旧文化和睦共处。作为寻求个人幸福的第一代人,胡适和他的同伴们一只脚依然陷在传统的道德里,而另一只脚却在试探着追求新的生活。


自从胡适1917年回国与他12岁时就订了婚的女子结婚,他的私生活就一直令人感兴趣。学者也好,公众也好,都很难把胡适——美国留学生的翘楚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与江冬秀——一个裹小脚的“半文盲”乡村女子连在一起。许多研究者喜欢把江冬秀说成“半文盲”,事实上江能读和写。从台湾南港胡适纪念馆展览的江写给胡适的信可看出,她写得语句通顺而且字迹清楚。


江冬秀与胡适


周策纵早期写的一篇文章《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重新发表于《传记文学》。这篇写于1962年的文章是最早探讨胡适与韦莲司关系的研究之一。最近周质平出版了一本中文的有关胡适与韦莲司爱情的书,其中作者考察了最近公开的他们二人之间长达五十年的通信,它们提到了一些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女性,揭示了胡适复杂而纠结的感情生活。


在美国时,胡适与艾迪丝·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那是恋情,但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它对胡适“自我形成”(self-becoming)的影响,即帮助胡适成为一名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


韦莲司是一位奇女子。她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女儿,一个人住在纽约,学习现代艺术。她留短发,穿着简单随意,是个典型的“波希米亚”先锋派艺术家,走在纽约街头,常招来行人批评的目光。她不但在外表上不拘传统,在精神上也特立独行。她冰雪聪明又兴趣广泛,即使在美国的“新女性”中也很突出。


两人最初结识于1914年夏,当时韦莲司还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了造访韦莲司,胡适进了女生宿舍,这是他上大学四年来的头一遭。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为自己进女生宿舍找的理由是,这样有助于他性格的发展,因为女性能够塑造和改善男人的性格。从自己童年时代的经历,胡适似乎形成了一种看法,他认为女人能够塑造和改善男人的性格。他由寡母独自抚养成人,小时候生活在女人的世界里,直到13岁离开家后才与男人有了接触。成年后在回顾自己的童年经历时,他说他自幼年起就与村里其他男孩子不同,比他们更好,他把这归于母亲和其他女性亲戚的良好影响。胡适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行为透露出他对与女人交往惴惴不安。一开始还对自己说是在寻求两性间“纯粹而高尚的”友谊,可不久胡适就发觉他与韦莲司的感情日益亲密。他们的关系最终带给胡适的是人格上的深刻变化。


韦莲司


一些学者把胡适与女性的交往归于“美国的影响”,“其威力大到无法抵御”,言外之意是环境使然。但研究表明,那一时期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校园文化并不鼓励男生与女生往来。相反地,学生按性别和其他因素[种族等]被分为不同的群体。当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年轻男性在一起时,她通常都须有“监护人”(chaperon)的陪伴。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虽已衰落,但中上阶层的女孩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它。胡适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个风俗。


韦莲司后来搬到纽约,胡适去那里拜访过她几次。此后他也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一半是为了离韦莲司近一些。一旦在同一城市,两人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从韦莲司的寓所俯瞰哈德逊河,参观博物馆、画廊,在月光下的林子里漫步。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中国青年男子和一个“另类”的美国青年女子并肩走在纽约街头,一定令不少行人惊讶摇头。两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文学、艺术、东西方哲学、伦理,时局、战争与和平[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胡适非常享受他们之间的谈话,日记里充满着对韦莲司的赞美,如:“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在另一处,胡适坦率地承认韦莲司对他的影响:“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确之航线前进。然而,迄今为止,除足下之外,还没有人能给予吾如此之帮助,而这正是吾之所极需的。”


他们之间当然并不是只有智力上的交往。1915年上半年胡适写了几首情诗,都是中文的。学者们正确地指出那是胡适在抒发对韦莲司的感情。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也以她“高格调的方式”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性吸引”。但是她认为“最高层次的人”生活的真正意义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此她要胡适和她自己看重“性吸引”“本来的价值,自觉地抛开它的实用性”,要超越它而专注于“亲近的、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看来,从各方面讲都是一个文化叛逆的韦莲司,还无法像若干年后的美国年轻人那样对性持开放态度。在一封信中韦莲司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两个最高类型的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说这一关系不应以世俗标准来判断,而只能从“思想的范畴”来理解。这封重要的信件不仅表明韦莲司极为看重她与胡适的关系,也说明她意识到这一关系的不同凡响。


胡适与韦莲司


胡适与韦莲司的相互吸引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在这时胡适开始抨击美国社会对男女青年行为的束缚。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他还拿美国与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俄国青年享有比美国更多的自由。他从俄国小说中读到,俄国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媪”所不能理解的。这里,“老媪”可能有所指。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它可能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汝曾惊叹,“不知一位东方人,在其内心深处,对于一些年轻之美国女士,会想些甚么”(关于她们之反习俗)?……


以吾观之,全部之症结在于言行一致。要么选择绝对主义,要么选择自由主义;或是将妇女视为一玩偶,或是将妇女看作一自由人。也可将她锁于深闺,也可将她完全解放。


目前,据吾理解,美国人对待妇女基于此原则:即认为,妇女乃一自由人,乃一理性人。汝会相信她吗?当她自由时,偶尔会做出反习俗之举动,即使如此,汝还会相信她吗?相信她具有自由地、理智地处理之能力吗?倘若汝不相信她,那么,合乎逻辑的、恰当的办法,便是将其锁于深闺,不让其越雷池半步。此即言行一致。然而,倘若汝相信她,那么,就要让她获得真正的自由,让她做她自以为合适、能胜任之事情。此亦即言行一致。


在自由和奴役之间,没有空隙,没有中间道路。……


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对我们之看法呢?如何准确地评价我们自己(如果不是更行的话),我们不是和他人一样能行吗?习俗不也是人造之物吗?难道习俗要比一个理智之男人或女人更伟大吗?安息日是为人而设,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呀!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的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胡适和韦莲司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胡适与韦莲司夫人的关系总体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时候她对胡适与自己女儿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不愿意让他们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在一起。无法判断胡适是在什么情况下给韦莲司夫人写这封长信的。


回信中胡适没有触及种族问题。人们只能假设,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胡适在给韦莲司夫人的信中用了很多力气为“美国青年女子”辩护,维护女性作为天生“自由和理性”的人有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生活的权利。不应将“社会习俗”强加于人,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自由”。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美国社会暴露出其不一致性和虚伪。在信中胡适像一个“文化叛逆者”,用人生来自由的观点批判保守的美国社会。由一个中国人向一个美国人阐述这个道理似乎有些奇怪,也与其他许多中国留学生形成对照,后者一般不会认为美国社会习俗有多么保守。是什么使胡适的看法比其他中国人更为激进呢?在促成胡适思想形成的诸因素中,韦莲司的作用是很关键的。1914年是胡适思想发展的重要一年,他由一个捍卫中国传统社会习俗的文化保守派,转变为女性自由和个人独立的信奉者。在那一年他认识了韦莲司。


胡适与江东秀


学者们在评价韦莲司对胡适思想的影响时往往谈到家庭和妇女问题方面,对此胡适自己也完全承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变化反映了他更加深刻的转变,而人们对这一点的探讨还很不够。在维护妇女作为“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权利时,胡适意识到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都一样。这一理念使他认为人人享有选择自己如何生活的权利和责任。杰罗姆·格里德(Jerome Grieder)认为,胡适的“美国经历”最突出的标记是他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独立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在那些影响胡适的因素中,格里德没有提到和韦莲司的友谊。这是个大疏忽。在胡适眼中,韦莲司勤于探索和批判的头脑,她对艺术的献身,她对习俗的蔑视和“另类”的生活方式,在在体现了她独立和自由的人格。更重要的是,胡适不是从远处观察韦莲司,而是和她一起身体力行地宣示自己的自由和向“习俗”挑战。这个经历对胡适的“自我形成”(self-becoming)是无价的。


两人真心地相爱,是徜徉于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一对恋人,把艺术、文学和诗编织进自己的恋情之中。对胡适和韦莲司这两个“最高类型”的人来说,坠入情网肯定要触动“自我”(self)的最深层次。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他真实的自我。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主要是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把他们的关系由“精神的”转变为直白的浪漫/性爱的——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胡母23岁起守寡,一手把胡适抚养成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带着爱、敬意和负疚的心情想起母亲。他非常明白,如果毁弃婚约将会给母亲带来巨大打击,因此最终决定顺从。像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母亲”结婚的。看来反抗一个专制的父亲或一群亲戚,像顾维钧和赵元任分别做的那样,比在感情和道义上违背母亲要容易得多。


1917年回国后,胡适成为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的热切倡导者,在推动妇女事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关婚姻、爱情和道德的讨论中,他提出了“人格的爱情”的观点,主张男女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尊重彼此人格的基础上。以此为依据,传统上对于女性“贞操”和“道德”的要求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提出这一论点时,胡适心中想的不会是他自己“妥协式的婚姻”,而是他曾经在美国遇到的理想状态的婚姻,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与韦莲司的恋爱经历。胡适为国人描述的美国女性是以韦莲司或类似的女子为蓝本的。他1918年在北京对女学生的讲演中,提出了“超越贤妻良母的人生观”。他谈起一些受过教育的美国女性,她们不甘于只做别人的贤妻良母,而是坚持走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他不点名地提到韦莲司,称之为“自立”的化身,赞扬她不同流俗的生活方式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自立”成了胡适对女性的最高评价,他自己的密友韦莲司是这方面的典范。


关于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和女子独立的问题,胡适的看法比他同时代的很多男性都更为解放,虽然他自己的婚姻另当别论。胡适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和对女子解放的提倡,鼓舞了年轻一代为更光明的前途而奋争。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超越了个人生活的经验。他不能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因而更为理解和支持那些较少羁绊和更为幸运的朋友们。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胡适是证婚人。胡适在日记里这样描绘他们别开生面的婚礼:“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式”。


徐志摩


当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时,胡适说道:“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徐志摩在他的同伴中以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著称有关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在悼念他的时候,胡适反思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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